中西分野的文化基因

中国为何能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局面至今,而罗马之后再无罗马?这是历史学家探讨的恒久主题。这种大历史溯源的探讨,超越了中西大分流、李约瑟之迷的西方中心论、线性进化逻辑。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是可以与西方相提并论的概念,因为中国不是国家,而是一种文明,是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西方文明把世界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殖民了,唯独剩下活口——中国,故此中国不仅能和平崛起还能伟大复兴。告别近代先进-落后的逻辑,探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西文明互鉴,成就人类新文明,是中央社院第一副院长潘岳近年研究的主题。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

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继《战国与希腊》后,潘先生的又一力作《秦汉与罗马》跳出“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回到中西方同与异的文化基因,超越以西方为参照系审视中华,回到中西平视的视角,颠覆了诸多对中华文明的成见。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西方先进,这是存在,于是学术就是寻找这种存在的合理性;中国近代落后,这是存在,于是学术就去寻找这种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追溯到中国落后之前的文化基因。潘先生彻底打破了这种线性进化论、西方中心论,该文指出:“中国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国家’都是在秦汉同时发端的。不但不是支流,还是主流。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不仅如此,潘先生文章探讨了如下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 西方何以为西方,中国何以为中国?

西方对中国的重大误解就是称共产党中国,因为在西方看来共产主义是一怪胎,而忽视了一根本事实:不是共产主义再造了中国,而是中国再造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西方遭遇迫害,在俄罗斯与落后的农奴制度结合变成西方主流瞧不起的斯拉夫模式,而遇到中国传统文化(如“大同”、“ 均贫富”思想)的知己才能发扬光大,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活水让共产主义在欧洲开花而在中国结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将“三个自信”上升到“文化自信”的本质内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潘文中指出,“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故此才有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村里的传统。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这也揭示了中国抗疫成效是欧美无法比拟的体制根源。

潘文还指出,“秦‘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这也解释了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成就,也解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示的不能“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道理,以及为何我们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潘文还探讨了“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土地、地理根源: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国家与蛮族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二,西方的分裂与中国的大一统

欧洲的地理环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布满了许多流向纷乱的小河流。欧洲整个区域并不大,却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再加上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欧洲仍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几乎还处在荒蛮时代。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始森林被慢慢砍伐,农业才开始蓬勃发展。但因地理条件所限,欧洲的土地无法支撑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以至于罗马帝国之后所有重新统一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要管理好所有这些小国,只需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便足够了。所有政治权力都是可遗传的。因此,在现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权力从未像中国那样向着平等主义、任人唯贤的方向发展。

除了地理环境外,潘文深入探讨了欧洲之分与中国之合的宗教-国家逻辑: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人民的事业” ,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 。而在中华文化中,“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他指出,有人说,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独立自由,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精神缺陷。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中把“国家当成恶”的“消极自由”精神,不是来源于启蒙运动,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离。 基督教将“罗马国家”视为恶。到最后,天主教会也被视为“恶”而被宗教改革攻击。除了上帝之外,在“众生皆罪人”的尘世间,没有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有限政府”,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政府”,再到亚当•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而中华文明是相信“好国家”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

三,西方的衰落与中华的复兴

在欧洲,希腊之后有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而罗马之后再无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尽管有东罗马帝国,但东罗马帝国已经东方化了,而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经历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的罗马冲动而难再罗马,有号称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与号称第二罗马的美国半个世纪的冷战。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流行“西方的没落”,再无希腊。黑格尔、马克斯•韦伯为再造希腊,将亚里士多德的“东方专制主义”衍生出“东方专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专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编户齐民”、“一统于法”的郡县制度(引自潘文)。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根本没有搞懂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欧洲萌芽壮大,既不是什么日耳曼法制传统,也不是新教徒勤劳,而是十字军放弃摩西十诫和文艺复兴大搞纵欲主义的结果。

对比秦汉与罗马,不只为探寻中华复兴与西方的衰落,而是如何以“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超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阅读潘文,激励我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基础上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说清楚中国崛起是世俗伦理开创社会主义精神的自然产物,中国梦的终结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才能让中国梦为世界之所期、各国人民之所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西方,让西方成为自己——再造西方。

四,西方的多元一体与中华的一体多元

中国与西方,是时间逻辑与空间逻辑的量子纠缠,集中体现在世俗伦理与一神教伦理的差异,铸就西方的多元一体与中华的一体多元。

潘文指出,“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信仰涵盖天理与人伦,文官组织又贯通精英与人民,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退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

“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反倒认为,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秩序。

为什么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叫民族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文明的新互鉴,为潘岳们孜孜以求。

捷克文学家卡雷尔•恰佩克称,“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是欧洲引以为豪之所在。然而,欧洲人强调的是多样性而非多元性——即便强调多元性也仅限于欧洲内部,原因就是执着于《圣经》宣杨的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普世性。

多元与一体的悖论与欧洲海洋文明的特质密切相关。出于对海上商路尤其是重要海峡的控制,导致欧洲列强争霸不断。一体是海洋文明的本质要求,而对海洋贸易通道的争夺由导致欧洲内部竞争异常激烈,谁都难以一统天下,带来了多元。体现在欧洲的语言文化上,也是如此。欧洲文化受《圣经》影响太大,欧洲一体化也体现在对《圣经》的不同语言传播上。随着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各民族有了本民族语言的《圣经》,开启了对拉丁语的解构和语言民族主义的先河,导致所谓巴比伦通天塔现象,并带来三大结果:一是早期希伯莱语是自然学习而成;二是发明新的哲学语言;三是显示自己语言最好:公元前七世纪的爱尔兰哲学家称,爱尔兰语是上帝集其他语言精华而成。杨•凡格认为,荷兰语最好,尤其是安特卫普地区的荷兰语,因为那里有亚福——没有被巴比伦通天塔覆盖的唯一人群的祖先。瑞典学者称,亚当说的是丹麦语,上帝最青睐瑞典语。海德格尔认为德语是最好、最自然的语言。法国人认为法语是宇宙语言。

语言多样性是以统一的欧洲认同为前提,才是欧洲一体化的创造力量而不是相反。米兰•昆德拉说过,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捷克如此,作为人造组织的欧盟更如此。

欧盟的铭言是“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被翻译各种欧盟会员国所使用的语言,与欧盟旗帜和欧盟盟歌具有同等的地位。其拉丁语版In varietate concordia有时也被作为一种妥协的用法,表明欧洲人对“在多元中团结”的珍惜和追求。

理想的情形是,多元呈现一体,一体寓于多元,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正如汤因比描述的,“欧洲社会如同一支交响乐队,其意义在于各乐章的和谐,而非众多各不相干的音符。”然而,多元一体,对欧洲而言并非想当然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欧洲人加大对欧洲文化的保护。自1985年起,每年都有一至数个欧洲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被授予“欧洲文化首都”称号。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促进欧盟成员国及城市之间文化交流,体现欧洲多语言特性,并鼓励欧洲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加强对话。过去25年里,已有40多个欧洲城市成为“欧洲文化首都”。 “欧洲文化之都”活动主办国每年两个,每个国家各一个城市。

欧洲多元一体的悖论还体现在国旗上。欧洲国家为何多三色国旗?原因就在于欧洲大陆现代国家的形成肇始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欧洲的政治理念。拿破仑赐予意大利三色旗。彼得大帝学习欧洲,这是俄罗斯的国旗也为三色旗的原因。卢森堡曾为荷兰一部分,继承了荷兰国旗样式,只是区分以颜色深浅。比利时前身西属尼德兰地区曾为哈布斯堡王朝一部分,与德国国旗类似。因此,从欧洲大陆三色旗可以看出其渊源关系,也反过来证明欧盟“多元一体”的局限性——多元有限、一体也有限。

潘先生指出——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家们思考的永恒课题。

再造罗马与秦砖汉瓦:中西分野的文化基因。潘文的价值超越了中西对比,而在人类文明实践:“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